试管婴儿属于基因编辑_基因编辑婴儿VS试管婴儿有什么区别？

11月26日，媒体发布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旋即在全世界引发巨大争议。这让不少人联想到诞生于40年前的世界首例试管婴儿。
40年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体外受精技术，IVF）也曾引发过伦理争议，同样被指责为“潘多拉盒子已被打开”“人类在扮演上帝”。但实际上，体外受精技术与贺建奎发布的生殖系基因编辑临床试验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区别在于是否对人类遗传物质进行人为修改。
诺奖得主罗伯特·爱德华兹始创的体外受精技术是将精子和卵子从人体内取出，在体外模拟受精卵形成，并将其移植到女性子宫中，让胚胎在其中发育成胎儿并最终降生。整个过程不涉及对人类基因的直接修改。
而贺建奎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在体外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后，对本就健康的受精卵进行遗传改造。通过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孩子在长大成人后，有可能将这种改变遗传给自己的后代。如果当初在受精卵上错误地编辑了基因，那么由此产生的风险和伤害也会遗传给后代。
其次，两者的目的不同。
体外受精技术的目的是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实现生育携带有双方或一方遗传物质后代的愿望。
但贺建奎此次使用生殖系基因编辑所做的实验（注：此处使用实验在于个人认为贺没有将这些夫妇和孩子当作人来看待，而是纯粹将他们当作了实验动物），目的不是如一些人想的那样帮助这对夫妇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是让本就健康的孩子具备抵抗HIV－1病毒株感染的能力。当然，一些学者和公众提到的使用生殖系基因编辑“治疗”严重遗传疾病这一目的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从科学共同体基于科学证据的判断来讲，现在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不足以为人类开展临床试验辩护。
第三，两者技术的成熟度不同。
在全球第一位试管婴儿出生前，体外受精技术就已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多年的伦理辩论。
而贺建奎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自发现后到今天也不过4年时间，其间许多基础研究围绕该技术展开，明确提出了生殖系基因编辑存在的脱靶效应和嵌合体等问题。2015年，中、英、美三国科学家在华盛顿形成共识，确定在安全性问题获得充分研究及充分的公众讨论后方可开展临床试验，并且试验应首先针对那些严重危及人类健康且目前不存在有效干预措施的疾病。贺建奎开展的研究明显不符合这些标准。
第四，受试者的情境不同。
当初接受体外受精技术试验的夫妇，通过自然生育或其他当时可及的方式都无法实现生育携带有他们遗传物质后代的愿望，即体外受精技术是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手段，即使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但对于贺建奎发布的临床试验而言，这些受试者夫妇可以通过目前已十分成熟的母婴阻断技术获得未被HIV感染的后代，并非只有生殖系基因编辑一条路可走。
第五，两者主要面临的伦理学问题不同。
首先是实质伦理学问题。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涉及的问题是人类是否应当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生育后代。当时一些人认为不应当，比如天主教称只有通过性爱进行生育才是道德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因为父母有生育后代的基本权利，一些基督教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
而贺建奎公布的临床试验涉及的是我们是否应当允许夫妇通过基因编辑获得一个能够抵抗HIV感染的后代的问题。
从实质伦理的角度讲，一些人并不反对包括未感染HIV的夫妇使用该技术获得免疫HIV感染的后代，他们认为在确保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让后代具有抵抗HIV或其他病原体的能力并不会伤害到孩子，反而会增加他/她的福祉。这类似于现在普遍使用的疫苗，而且通过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降低免疫成本。当然，这必须建立在技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而不同于贺建奎目前开展的临床实验。
另外一些人则坚决反对这种生殖系基因编辑，并将这种改变称为“增强”。一是从宗教角度反对，认为这是在“扮演上帝”，然而对于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种论证似乎没有多少力度；二是指出我们目前可以通过药物阻断或辅助生殖手段避免HIV的母婴传播，孩子在长大后也可通过安全性行为和其他方式预防HIV感染，无须改变孩子的基因组；三是担心这项技术会增加社会不公正；四是担心破坏人类遗传多样性，威胁人类生存。
如果干预的目的是治疗严重遗传疾病，帮助患有遗传疾病的夫妇生育健康后代，或出于增强后代智力、体力甚至某些天赋而进行生殖系基因编辑，那么人们对于该实质伦理学问题的答案会随之发生变化。
其次是技术安全性问题。当时一些学者认为第一例试管婴儿这一过程是不符合伦理的，因为尽管科学家做了成功的动物实验和胚胎研究，但这毕竟是第一次通过人工方式让后代出生，没人能保证这个孩子在出生后不会因此受到伤害。但也有学者指出，如同其他临床干预一样，无论是否是第一例试管婴儿，我们都不能保证这一过程100%没有风险和伤害。但由于前期有较好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前研究，我们可以将第一例临床试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贺建奎的临床实验也存在技术安全性问题，但不同于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是，科学共同体并不认为现在的技术已经成熟到可以开展临床实验，贸然开展必将对后代造成巨大风险。
此外，两项技术都还涉及程序伦理问题，包括伦理审查、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技术的可及性等问题。例如第一例试管婴儿降生前后媒体对夫妇和孩子的曝光令他们毫无隐私可言，而这也是对他们脆弱性的利用。对于此次生殖系基因编辑临床实验而言，虽然贺建奎声称依照法律会保护夫妇和双胞胎的隐私，但可能结果不会尽如人意，更何况这对双胞胎的生命健康本就难以保证。对于这对双胞胎而言我们应当保护她们的隐私与自由，毕竟她们是无辜的，她们自己并没有选择被出生的权利。

试管婴儿属于基因编辑_科技部明令禁止'基因编辑婴儿'|四问'基因编辑'

昨日上午，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香港召开，因“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受到关注、并将在此会议上公布试验数据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并未现身。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新京报昨日报道）持续发酵，深圳和美医院称从未参与该项目试验环节，审查书签名疑伪造。参与试验志愿者知情同意书则显示，项目经费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将对婴儿进行至少18年的健康随访。昨晚，新京报记者发现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办公室门外介绍内容摘除，并贴上印有“请勿入内，后果自负”及学校盖章的提示条。
2018年11月27日，香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开幕，贺建奎未现身其中。图/视觉中国
11月27日晚间，南科大贺建奎办公室贴上“封条”。新京报记者陈维城摄
基因峰会组委会：不了解贺建奎发言
昨日上午8点30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简称国际峰会）在香港大学如期召开，包括研究人员、伦理学界、政策制定者、病患者团体在内的代表参会。
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峰会期间的媒体采访环节，会议组委会主席、诺贝尔奖学者戴维·巴尔的摩表示，不了解贺建奎演讲的内容，目前不会对他进行评论。组委会将会在贺建奎发言后，再决定是否发布相关声明。
对于贺建奎相关消息，香港科学院主席徐立之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暂时不会对此事作出评论。
新京报记者在香港大学李兆基演讲厅内峰会现场看到，贺建奎并未出席。同时，会场的嘉宾席名牌中也未出现贺建奎。
前日晚间，国际峰会组委会针对贺建奎与基因编辑双胞胎相关事件发布声明表示，遗传基因编辑临床试验的标准一直是许多研究团体争论和讨论的主题，本次峰会上将探讨人类基因组编辑相关问题。同时，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发言人MollyGalvin回复新京报记者称，贺建奎将按照计划在28日上午，参与“人类胚胎编辑”的相关发言。
深圳和美医院：伦理审查材料疑造假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引发关注，而负责此项试验伦理审查的单位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昨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发声明称，一贯坚决反对开展违反人类伦理道德及突破人类底线的相关基因试验，医院从未参与贺建奎及其研究团队在网上所提及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任何试验环节，事件中提及的婴儿也并非在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分娩。
声明称，经初步调查，网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上的签名有伪造嫌疑，且未召开医院伦理委员会会议。医院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昨晚，新京报记者在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所属办公室发现，办公室门外的介绍内容已摘除，并贴上印有“请勿入内，后果自负”及南方科技大学盖章的提示条。
另据央视报道，对近期关注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昨日表示，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而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追访
志愿者知情同意书：经费来自南科大
昨日，新京报记者在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研究室官网发现了参与试验志愿者的知情同意书。据知情同意书披露，项目经费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将对婴儿进行至少18年的健康随访。此外，项目组承担每对夫妇的试验费用28万元。志愿者无故退出项目需要偿还此前项目组提供的所有资金。
试验存在脱靶风险
按照知情同意书，在临床试验中产生的费用由项目组承担，金额为每对夫妇28万元，包括住宿费、误工费、看护费、保险费等。在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除非志愿者母亲没有怀孕或流产，又或胎儿被检测出重大疾病，否则志愿者想要退出项目需要偿还此前项目组提供的所有资金。
风险告知方面，知情同意书提到试验存在脱靶的风险。但是项目组会通过全基因测序、PGD基因筛查技术、羊膜穿刺术等手段降低伤害的可能性，项目团队表示不承担超出现有医学科学和技术的风险后果。
同时，不能完全排除人工授精手术期间HIV病毒感染母亲或婴儿的风险，但这并非项目造成，因此团队不会为此负责；参与项目的新生儿如果出现畸形、先天缺陷、患有遗传性疾病，这些属于自然风险，项目团队对此不承担法律责任。
知情同意书写明，项目团队的权利包括：婴儿出生后，项目组或医疗机构应保留脐带血供以后使用。婴儿出生后，需要与项目团队或合作医疗机构进行一系列例行检查。婴儿出生当天的照片将由项目团队保存，项目团队有婴儿的肖像权，可以向公众开放。婴儿的血液样本需向公众披露。如果家长愿意透露她们的肖像和姓名，以他们的愿望为准。只有项目团队才有最终解释权对外公告项目结果，志愿者未经许可无权解释、发布或宣布项目相关信息。
制定18年随访计划
在知情同意书的补充说明中，研究团队为“基因编辑婴儿”制定了一项为期18年的健康随访计划。知情同意书提到，这样做的原因是基因编辑技术存在不确定因素，如脱靶效应、疗效和持久性等。
整个随访计划包含10次检查，分别在孩子出生日、出生后28天、6个月、1岁、3岁、5岁、7岁、10岁、13岁、17.5岁。检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头围、胸围、肝功能等基本体检项目，此外还会进行智力检测、HIV检测等。当参与项目的孩子年满18周岁时，需要亲自在这份随访计划同意书上签字。
如果试验中发生基因编辑引起的异常，志愿者孩子将在一流医院进一步治疗，所有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和研究小组承担（无金额限制）。孩子出生前后的几个月，如果发生任何意外，即使它与本研究无关，该项目团队也将承担相应的赔偿，但限额5万元。
反应
中科院：愿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
昨晚7时许，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的声明，表示对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一事高度重视，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声明称，作为负责组织和领导学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的专门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愿意积极配合国家及有关部门和地区开展联合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呼吁相关调查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和结果。
美国莱斯大学：启动调查相关学者
据美国媒体11月26日报道，莱斯大学生物系教授MichaelDeem，也是基因编辑婴儿牵头人贺建奎博士期间的导师，曾在莱斯大学与贺建奎合作疫苗研究，认为基因编辑与疫苗类似，并担任贺建奎两家公司的科学顾问。
对此，莱斯大学发表声明称，莱斯大学此前对该项研究毫不知情，并表示“不管在何处进行，该项目都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准则，不符合科研界与莱斯大学的伦理道德要求”。莱斯大学已经启动了对MichaelDeem博士与这项研究的关系的调查。
四问“基因编辑婴儿”
“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一石激起千层浪。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两天来，科学界、法学界不少人对上述基因编辑婴儿行为提出质疑。有专家认为，基因编辑对人类获益有限，而风险是长远和不可预期的。一些法学界人士也指出，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涉嫌违法。
1问：“基因编辑”技术难度如何？
中科院院士：是一项门槛极低的常规化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昨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技术操作上并不难，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没有任何创新性。他认为，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编辑并让婴儿出生。
邵峰介绍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过去5年内由美国发端，进而发展起来，“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编辑基因，实际上是一项门槛极低的常规化技术，可以说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可以操作。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并不具有任何创新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可以证明，进行基因编辑的操作是安全的。”邵峰提到，基因编辑技术出现至今不过短短5年时间，而对其安全性的评估则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观察试验才能得出。从科学和医学角度来说，基因编辑对病人的风险根本没法估计，很可能有很大风险。
邵峰认为，基因编辑即便对少数个体的疾病治疗有帮助，但人类繁衍和进化有自身的规律，基因编辑对整个人类获益有限，而且被编辑了的基因是会传给后代的，对人类这个物种繁衍带来的风险是长远和不可预期的，“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编辑并让婴儿出生。”
2问：“基因编辑”可否人体试验？
基因编辑技术权威：目前不应该应用于人
就贺建奎的“基因编辑”项目，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两位共同发明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詹妮弗·杜德娜和华人生物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现在就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是不应该的，”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张锋在发表主题发言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基因编辑作为一项新技术，应该进一步通过大量的试验和较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在现阶段不应该应用于人。
此前，中国知识界质疑贺建奎相关项目的有利性，认为通过对精液充分洗涤，进行垂直上的阻断完全有希望让后代避免垂直感染HIV，相关技术也比较成熟。为此专门去做基因编辑，并将这种试验性的技术直接运用于人体，在没有确切获益的情况下，要冒很大风险，这是对患者本身利益和后代利益的一种损伤。
对此，张锋并未直接表示赞同，他认为疾病的解决可能会存在更多方案，对于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来帮助婴儿抵抗HIV理论上有效性更高，也相对更安全。
但张锋同时强调，我们在探索其他解决方案的同时，应该通过试验进行更多的研究，反复证明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然后再进行实施。
对于如何能够证明这对双胞胎婴儿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的问题，张锋称，可以通过从婴儿体内抽血，并将其与HIV病毒结合，观察是否会被HIV感染来判断。
有关中国地区相关政策法规空白的问题，张锋表示，政府应该出台完善的整体架构，并由指定部门负责完善。
3问：“基因编辑”是否违反法律？
法学专家：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解志勇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这一说法本身与科学不符，是对人类的大不敬。
解志勇表示，众所周知，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行为都彰显了人类对于文明和进步的追求，都是以关怀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使命。但是，“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
解志勇强调，“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试验是一种疯狂的冒险行为。目前，对于所谓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相关事实还未经权威机构调查清楚，参与主体也是扑朔迷离，因此不能以假定为基础去讨论法律责任。但是，这起事件也给我国的立法机构、行政主管部门提了一个醒，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严格禁止在生育中编辑人类基因的行为。
4问：贺建奎是否会在峰会亮相？
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尚不清楚贺建奎的行踪
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是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她介绍说，26日下午峰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其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贺建奎基因编辑试验的问题，直到昨晚，“国内外专家意见出奇得一致”，商讨出了一份相关的声明，翟晓梅表示将会在会上公布。
贺建奎在邮件中设置的自动回复是在香港，但对于贺建奎本人的行踪，她并不清楚，“昨天他的房间一直没有人，打电话过去一直没人接，我其实想当面和他核实一些问题”。
其实就在上个月，峰会在美国加州召开了一次预备会，翟晓梅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研究参加者的名单，“当时开会确定与会者名单的时候还没有他，因为当时每一个要发言的人我们都仔细审过”。
然而短短一个月内，在最终的这份名单里，翟晓梅看到了贺建奎的名字，“不知道谁把他请过来的”。另有委员会成员猜测在开会前一天曝出消息，可能是事先有安排。
“这件事他对媒体讲，而实际上没有经过同行的期刊发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他绕过了同行，直接对媒体，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做法，因为媒体不太懂你的专业，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信息，对科学、学术界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翟晓梅说。
背景
新京报首席记者王姝记者杨励刘怡许雯吴靖倪兆中陈沁涵陈维城王文秋

试管婴儿属于基因编辑_科技部回应基因编辑婴儿

然而，对我们而言，还有许多谜团并没有随之而解决。实际上，基因编辑已经在科研中得到实践，为何应用在婴儿身上会受到多方谴责？这两个新生的女孩未来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基因编辑会如何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
本期我们采访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盛，让他来为我们解惑，基因编辑到底是怎么回事。
01
听好书：去年基因编辑婴儿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叶盛：我觉得必须要在前面要申明的一点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没有好与坏，实际上我们科学家使用这个技术的历史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可以做基因编辑小鼠，可以做所有的基因编辑的动物，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事情了，相当多的实验室自己都可以做。如果你自己做不了，也可以花钱找这种生物技术服务的公司，提供这种服务，它并不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把它放在人类婴儿身上去做。
实际上在人类的细胞上做基因编辑，进而帮助人类来做一些疾病治疗，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说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技术叫CAR-T（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是一种我们认为相当有希望能够征服癌症的一种新的技术。CAR-T里面就用到了对病人的白细胞，具体来说是T细胞做基因编辑的操作。
▲经基因改造的T细胞可以识别肿瘤细胞。
所以说基因编辑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技术），你应用好了它就可以造福于人类，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用在人类婴儿身上？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的了解仍旧十分有限，你贸贸然把它用在婴儿的身上，未来他们会不会出现任何不可测的风险，其实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这种不可控的风险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听好书：它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我们国家呢？
叶盛：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存在任何必然性的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有一些对科学的了解没有达到一定水准的科学家，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许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名利的驱动，它既可以发生在中国也可以发生在外国，这次发生在中国。
02
关于风险：“会消灭基因多样性”
听好书：这个事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呢？
叶盛：首先对这两个孩子来说，他们未来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会有任何风险出现，我们现在其实是不知道的。
现在很多人担心说，编辑之后产生了一个非天然的突变的基因，可怎么办？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数据是，一个细胞在一天24小时之内就会发生两万多次DNA损伤，也就是说我们细胞里面的DNA，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不停地损伤，你想一定会有一部分修复不回来，那么修复不回来的，当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就会以一种突变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其实我们身体里不断地在出现突变。
其实你可以认为衰老就是一个细胞的基因组不断突变突变，突变到最后乱套了，包括癌症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说，这两个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突变，其实突变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所有细胞里面。这是一个我们与生俱来，伴随着我们的一个事情。
然后真正我认为从科学上讲，我们需要去担心什么？我们需要去担心的是一个基因多样性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现在整容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大家都发现，很多女孩都整成网红脸了，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那个好看。那好了，如果基因编辑将来能够放开，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对孩子进行基因编辑，前段时间网上不就有个段子——你们家孩子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说不好。当初我们做基因编辑的时候，就没有买这个数学包，没有做这个编辑。
段子虽然是段子，但是你可以想像，将来如果一旦这个技术成本降低了，所有人都可以做了，那么我们为了孩子，为什么不去选择最好的？可是当我们都选择一样的所谓的最好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我们所有后代的基因都同质化，同一化了，我们人类的基因多样性就下降了。
为什么基因多样性重要呢？大家的基因不一样，眼下看来好像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将来像当年SARS这样的一个突发的疾病来了，没有人面对过这个疾病，那么可能相当大一部分人，因为应对不了，可能就要死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基因多样性，那么可能就会有少部分人，由于他们的基因不同，能够抵抗，能够存活下来。可是如果我们用我们以为的好的标准把所有人的基因都改成了一个样子，那当再有这种疾病来的时候，谁能活下来？很可能是面临着灭种灭族这样一个命运。
所以说真正从生物学上来讲，基因编辑用在人类身上，这种基因改造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来会消灭我们的基因多样性，使我们面对一个不可知的危险。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2016）
听好书：人类的智慧还是不如大自然的智慧。
叶盛：大自然不一定有智慧，只能说我们人类还没有智慧到能够彻底了解我们自己奥秘的这种程度。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我们通过基因组测序知道，人类差不多有两万个左右的基因，但是这些基因它的功能都是什么？没搞清楚。
第二我们其实很多基因都有多效性，包括《自私的基因》补充的这两章，道金斯其实也有提到基因的多效性这个话题，面临基因多效性的问题，我们连它本身的第一个功能还没完全搞清楚，那么它会不会还有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那么这种功能的多面性可能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具有了基因编辑的可能性，是不是因为这些坏的部分就把它全抹除掉了，那它好的部分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说真正我们不能这样去做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了解还太有限了。
03
关于技术：“未来它很有希望”
听好书：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我们可以编辑基因，主要是比如去除疾病这方面吗？
叶盛：对，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一个CAR-T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癌症一个很难克服的问题是它会到处跑，对吧？包括有一些部位可能不太适合通过手术或者放化疗去治疗，那么CAR-T这个技术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病人自身的免疫T细胞取出来，对这个T细胞做基因编辑，编辑之后，T细胞里面新的基因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挂在T细胞的表面，能够让T细胞准确地找到癌细胞，并且去攻击它。
然后把这样基因编辑之后的T细胞做一个大量的体外扩增，全部打回到病人体内去，这些T细胞进到病人体内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来自病人体内，所以不会有什么排斥，排异的这种反应。
然后它们就会全身各处去找癌细胞，杀灭癌细胞。实际上通过这种方法，现在已经成功地治愈了一些病人，包括一些血癌病人，血癌是比较难治愈的，包括一个小女孩。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技术。
▲被治愈的EmilyWhitehead，她曾在5岁患上血癌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基因编辑是一个核心的手段，如果我们没有基因编辑，那么整个这个想法就不成立。
听好书：但是我们还不能用在婴儿身上？
叶盛：对，我们只能对个别的细胞，甚至说也许是个别的器官、组织可以去做，但是我们不能用在整个人身上。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什么？在于这次深圳的贺建奎团队所做的这个事情，他们目的是存在问题的。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这两个小女孩，将来不感染艾滋病，因为这两个小女孩的父亲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可是问题在于说不感染爱滋病，它本身是一个有点预防性质的事情，而我们刚才说的治疗癌症患者，那个是一个救命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等同而语的。
听好书：您觉得在未来基因编辑会被法律允许吗？
叶盛：我相信在久远的未来是可能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认识清楚所有这些基因的功能。
这个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我们现在只是刚做了一点点开头的工作而已，那么等到我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所有它可能的问题的时候，能够认识它可能的风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试着做一些对人类有益的基因编辑。那么我相信到时候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出来，也会有些指导性的意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编辑是可以做的，怎么样的编辑是不可以做的。我想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还远远不具备这个技术条件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担忧这样的事情，还是留给以后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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